武夷岩茶具有原产地域产品应有的历史渊源

武夷岩茶历史悠久，早在汉代就有武夷茶的传说，最早的文字记载则见之于唐朝孙樵（约825—885年）写的《送茶与焦刑部书》：“晚甘侯十五人，遣侍斋阁。此徒皆乘雷而摘，拜水而和。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，月涧云龛之品，慎勿贱用之。”孙樵在这封信中，把出产在“丹山碧水之乡”的茶，用拟人化的笔法，美称为“晚甘侯”。“晚甘”，甘香浓馥，美味无穷之意；“侯”即尊称。“碧水丹山”是南北朝浦城县令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。当时崇安尚未建县属于建阳县管辖，故信中称：“建阳丹山碧水”，因此说孙樵所送的茶为武夷山所产。由此可见，武夷茶在当时已作为馈赠珍品。从这以后，“晚甘侯”便成为武夷茶最早的茶名了。此外，唐代进士徐夤在《谢尚书惠蜡面茶》诗中写道：“武夷春暖月初圆，采摘新芽献地仙……”。

宋代是武夷茶兴盛时期。由于崇安县的建立（北宋淳化五年，公元994年）名声渐大，加之朝廷迁都临安（即今杭州），文人墨客、达官显宦、释家羽士纷至沓来，游山品茶，武夷茶的名气大盛。《崇安县新志》载：“其时的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梅圣俞、苏轼、蔡襄、丁谓、朱熹等从而张之，武夷茶逐名天下。”苏轼在咏茶诗中写道：“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，前丁后蔡相笼加。争新买宠各出意，今年斗品充官茶……”。说明武夷茶已成为贡品开始步入皇家宫室，享誉于朝廷。理学大师朱熹在寓居武夷山时，还新自携篓去茶园采茶，以此为乐事。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说过：“到了宋朝武夷茶似已走上了新兴之路”。

元代，朝廷为了监制贡茶，于元大德六年（公元1302年）特地在武夷山四曲溪畔设置“御茶园”，创官焙局。据山志记载当时御茶园的建筑物极为巍峨、华丽，完全按照皇家的规格模式设计构建。年产贡茶多时达360斤，成了皇家深爱之品。御茶园到明嘉靖三十六年（公元1557年）才免进贡，前后经历255年，客观上扩展了武夷茶的名声。转载本文请注明来自沁人茶香。

明代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（公元1391年）诏令产茶之地，禁止碾揉蒸青团茶，改制芽茶入贡。武夷茶逐渐向炒青绿茶转变，创制出乌龙茶（时称青茶）。据史料：释超全（1627—1717）的《武夷茶歌》和崇安县令陆延灿在1734年《续茶经》中收进的王草堂《茶说》等记载了武夷岩茶（即乌龙茶）的制做工艺。当代茶叶专家程启坤、张天福等认为此即为乌龙茶的工艺之源。

清代是武夷岩茶全面发展时期，随着武夷岩茶生产的繁盛，其名声也大起。武夷岩茶也较大量出口，先是从分水关出境，辗转北行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城进行边境贸易。随后则由海路进入英国和北欧各国，遂使荷兰、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饮茶习俗，也多仿效武夷岩茶的品饮。武夷岩茶在西方国家风行后，还引起了科学界的兴趣，世界首创植物命名方法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，于公元1762年再版《植物种类》一书时，把“武夷变种”作为中国中小叶种茶树代表。公元1840年前后，西欧科学家还把从茶叶中分离出来的没食子酸混合物，称为“武夷酸”。可见，清代武夷岩茶在世界茶叶史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。清末至民国初年武夷岩茶的销路仍然很兴旺。但是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武夷岩茶销量锐减，产量陷入低潮。民国19—23年间，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掌握政权，茶叶便成为苏区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交换物质。民国23年以后，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，国民党崇安县政府对革命老区进行摧残、封锁，许多茶区被迫移民并村，茶园荒芜，茶农外逃，武夷茶业，颓败殆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大力扶持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，武夷茶区也迅速恢复茶叶生产，国家改革开放后，武夷岩茶倍受重视，茶园面积逐渐扩大，产量和外销量逐年提高。目前茶山面积9.6万亩，全年产干毛茶8.7万担，全市岩茶总产值1.7亿元，占农业总产值的22%，创税利1500万元，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5%，成为我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
近几年来，特别是武夷山已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的遗产地，前来武夷山的名人名家，对武夷岩茶也倍加赞赏。国家领导人彭真、李先念、李鹏、朱钅容基、李瑞环、钱其琛、王光荣、雷洁琼、钱伟长、赵朴初和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等对武夷岩茶及“武夷茶艺”产生极大兴趣。